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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抗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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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7 12:24:1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新亭客 于 2016-1-7 12:25 编辑 1 F, t( m% o# r7 o5 Y8 q%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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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
父亲没法庆贺这辉煌到足以让他自豪、惭愧、纠结的节日了,因为他在1997年的719日(85岁)离开了这个世界,还因为几乎没人知道、想起他是位抗战老战士,更勿论吾等小辈还能分享他的余荫了—尽管他生前不止一次自豪地表示:你们今后就是抗属啊!那么父亲假如能活到现在,政府在这大张旗鼓纪念抗战胜利之时,会想起、慰问我的父亲吗?会把他当成活宝吗?不会!所以我曾暗地里忤逆地称他为半调子抗日战士。
父亲朱德培1941年出身于江苏靖江县侯河区岳北乡老太堂埭,厚重少文,擅长丝竹。乡绅蒋德培在生祠堂街上开有染坊,不知怎的和他成了莫逆之交。1939年腊月父亲在家蒸面糕贮备过年,突然闯入了 三个日本兵,为首的对着父亲用刺刀在地上划了几个汉字:“替皇军找粮食”。面糕、米粉他们却不要,捉了几只鸡扬长而去了。从此日本鬼子算是和父亲结下了梁子。1940年2月他参加区委的情报工作,监视生祠堂日本兵的出入情况,情报很准,受到了区组织科长丁益和的赞扬。42年春天,做了乡长的蒋德培找到父亲,神叨叨地对他说:你做副乡长吧,怎么样?父亲说,我不替汪精卫做事!蒋哈哈道:兄弟,实话对你说吧,我在上海读书时就是共产党了……我现在和丁科长做你的入党介绍人,不过你的党员身份不要公开。从那时起,父亲的公开身份是副乡长兼区“农抗会”会长。俸禄为一斗米,五斤肉。
那时候日本兵住扎在县城的碉堡里,平时几乎不到乡下来。农村斗得凶的主要是汪精卫的“和民军”和共产党的新四军,以及武工队。新四军号称有个独立团,政委叫徐芝仁兼侯河区委书记,是父亲的直接领导。武功队长菊振兴(岳北乡指导员)是父亲的拜把子兄弟。薛先洛同志是县农抗会长、县委书记。农抗会的工作就是发动群众替新四军筹集粮食和布匹。从父亲嘴里得到的故事不算精彩,但也作个记载吧。
汪精卫为了消灭乡下的抗日势力,借助了日本兵员,发动了几次“清乡运动”,企图将抗日活动彻底清剿干净。父亲他们弄得不敢住在家里,只好栖身在芦苇荡里开会、研究对策。县委领导提了“打狗子,砍竹子”的反清乡策略。因为新四军、武工队都在夜间活动,老百姓的眷养狗听到动静就会狂吠,等于给日伪军拉响了警报,有了很多血的教训。所以会议要求必须先将狗消灭掉。靖江农家有种竹子的传统,是主要的经济作物,但是日伪也在征收竹子,用来做竹篱笆,企图把抗日武装与日伪的军事目标、主要的交通要道隔离开来。就像现在以色列为了防范巴勒斯坦所筑的隔离墙是一个意思吧。所以父亲要带领农抗会员,把老百姓家的竹子拦腰砍断。1945221日,由于汉奸告密,父亲家的三间房子被日寇放火烧光,妻子被认定为“抗属”,又不肯说清丈夫的确切隐藏地,于是胸口挨了日本兵几记枪托,得了“惊疯”不久死去。父亲的除了悲痛,情绪也很低落。蒋德培拍着父亲的肩膀说:兄弟,要干革命有时是会有牺牲的……。这样吧,我给你介绍一个老婆。
父亲的第二任妻子比他小12岁,她漂亮的长相据说在当时的全县都出了名的,她就是我的母亲。估计当时父亲的喜悦表情也会被蒋德培察觉到吧,他又拍着父亲的肩膀说:好日子还在后头哪,等将来我们革命成功了,那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了。不过新中国成立后,蒋德培没有过上一天安顿日子,在文革中又被打断了几根肋骨,吐血而亡。
父亲没有配枪,但是对枪也很感兴趣。一次酒后向菊振兴要了驳壳枪,瞄准一根青竹开了两枪,结果只是打中了旁边的一棵大树。听到他没有向日寇放上一枪,让我很是失望。不过,父亲有个远房叫做朱纪的在江边七圩纠集了三十几号的武装,活跃在长江芦苇丛里,经常打击日寇的运输船和汽艇。据说日寇对其不敢小觑。
在靖江新四军一般很少与日寇相遇。但是碰到了也免不了发生一场恶斗。新四军新四连基本都是新入伍的战士,一次在河坝上(具体名称记不清了)与日寇的一个班遭遇,日本兵训练有素,枪法很准。双方打了一天,我方死了24名战士,日寇无伤亡,退回县城碉堡。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到1946年开春,国共开始交恶。靖江县委要求共产党员和接近党的活跃份子尽量开始“北撤”——向盐城、山东方向转移。但他们中间好多同志且不愿意抛弃家庭去北方凄苦的地方进行所谓的“北撤”,在徐芝仁看来这是有点对革命信念的“动摇”——因为靖江马上就是国民党的天下了。徐政委和菊振兴分别找到父亲做工作,希望他和他们一起“北撤”,但是父亲婉拒了:我不想北撤,也不留下,希望组织另外分配我去其它地方工作。徐芝仁考虑了几日,也许是觉得去其它地方总比留下来当叛徒强,就同意了父亲的想法,并征求他的意见愿意去哪?父亲选择了入党前就曾经去过的上海。组织最终同意了,答应把党的关系转入上海地下党组织。父亲获取了接头暗语与信物就带上母亲匆匆离开了靖江。
  听父亲说,离开靖江也很惊险,路过马桥镇时国民党已经在设卡盘查了。由于父亲的党员身份是不公开的,加上设卡的国民党武装人员在抗战时与父亲都是朋友,所以就轻易将其放行了,而留下来没有“北撤”的同志几乎都被国民党抓捕了,有的经不起利色相诱,变节了,比如闻某某等。有些受到要坐牢、砍头等恫吓,集体宣布脱离共产党,比如翟某、菊某等。这些人在文革中吃足了苦头,这是后话了。
, E) b' c: D7 r. W& g+ c  父亲选择去上海是有根基的,在入党前他就在上海生活了三年,有个高姓的远亲是青帮盐城帮的头头,父亲曾拜他为“老头子”。所以这次虽然是去上海民华染厂打工,但还是吃得开的。共产党华东局派李元如同志与父亲接上了关系并给了他新的暗语和具体工作的行动方向。李元如是泰兴人,抗战时期曾担任过靖江东兴区区委书记,与父亲认识,但不太熟。这次在上海相遇,也算是他乡遇故人了。1946年10月李元如派交通员与父亲见面,却命令他离开上海去常州等待任务。于是父亲只好带着母亲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上海到了常州。和上次离开靖江一样,党组织是不管饭的,于是只好自谋出路。好在靖江有位能人在常州混出了名堂,他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大成集团董事长刘国钧先生。刘先生和蒋德培同为靖江生祠堂街上人,也很相熟。父亲找到他,希望给碗饭吃。刘国均打量着身高1米8的父亲(刘身高1.65米)揶揄道:久仰啊。蒋德培是好角色,才管理一个乡。你朱德培却是全区的农抗会长,可见你的本事不小。会做些什么呢?父亲如实答:只会吹拉弹唱。刘国均安排父亲去大成二厂弄了个闲差先混着,工资照上海的开:法币81元。后来人民币也一样比照。
0 s  q; Z8 P. M% {) N3 V; {  当时常州地下党的活动主要有仇国良和侯庭玉(后来官至扬州专区专员)负责,他俩曾分别找过父亲,意思要他开展工作,父亲回答:我不是共产党员。因为华东局的李元如曾一再叮嘱他,只能与他和他的联络员保持暗号联系。1948年冬天,父亲终于等来了自称是镇江人的华东局特派员。两人核对暗号和信物无误后就在水门桥悦和馆开始吃起了老酒,特派员带来了李元如的话,说共产党的部队马上就要渡过长江来了,要他作好接管常州的准备……尔后特派员开口向父亲借50块大洋作盘缠,父亲犹豫了一下,还是到银行取了给他了。但是从此这特派员就像从人间蒸发了 一样,到目前都没弄清楚此人是谁,在哪。也从此为父亲几十年来的组织关系种下了理不清的复杂根苗。
首先是父亲的党员身份得不到当组织的确认。因为关系档案在上海和常州组织部门都找不到!父亲申诉材料、证人材料写了几十份,也无济于事。华东局认定档案材料已经转交给常州地方组织了,常州组织部门坚持没有见到,更没有听说过。文革开始,对父亲的历史问题成立了专案组,不是要弄清他的抗日功绩,而是怀疑他是否有向国民党自首情节和出卖组织等问题。关押了21天审查组也没搞清个头绪,加上父亲49年后没有做过当权派,所以先把他给放了。但专案组继续调查。
躲过了皮肉之苦和牢狱之灾的父亲言行变得更为谨慎起来了。一直在东风印染厂(大成二厂)看大门,直到1975年办理了退休手续,闲赋在家。带来的实际问题是退休工资打了七折以后只有56.7元,家庭日常开销顿感紧张起来:父亲原先的工资是不低的。但是必须接济当时仍在靖江务农的亲戚、朋友。当年农抗会开展工作,正是从发动亲戚朋友做起的,现在他们整天埋头干农活,却在人民公社制度下吃不饱肚皮,父亲怎能拒绝他们无奈的手?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开始,一批批被关押、错误处理的老干部得到平反,从新开始工作。父亲似乎看到了某种希望,开始向常州市委组织部写说明材料,希望彻查他的组织问题,恢复他的党籍和应得的待遇。常州市委组织部责成纺织工业局革委会一查到底。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傅福康、荘庆芳两同志不负期望,最终在重庆渣滓洞档案馆失踪人员类栏找到了父亲的档案资料。荘庆芳事后对父亲幽了一默:老朱,再找不到你,过两年你就成革命烈士啦。1979年8月25日中共常州市委组织部以常组字(79)第18号文,决定恢复父亲的党籍,入党时间从1942年8月起算。当年父亲已经是66岁了。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家对49年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同志陆续实施了离休政策,除了在房子、票子(工资待遇100%)、待遇(分配煤气瓶和安装电话)上优待外,在医疗报销待遇上也得到照顾。父亲的心态开始有些起伏,经常会在看穿与看不穿之间徘徊、纠结。等到一些当年向国民党宣布退出共产党的人也获得了老干部离休待遇,父亲的情绪放生了剧烈的变化,觉得对他的政策没有落实到位,表示要去常州东风印染厂讨个说法。1982年7月,70高龄的父亲在我的搀扶下,微颤颤地站在厂组织科。张科长面无表情:老朱,你来做什么?父亲轻声道:我请求组织落实政策,考虑让我也享有离休待遇。工资100%,我行动不便,帮我装部电话……。张科长不耐烦:你75年就退休了,虽然后来追认了你的党龄,但是退休时你又不是干部,怎么能办离休呢?父亲:我是42年参加抗日的地下党,是农抗会长领导农民“打狗子,砍竹子”……家里的房子也被鬼子烧了,难道我对革命没一点功劳吗?张科长满脸不屑:那些是不能不算的,农抗会是民间组织,副乡长也是中华民国的官。你老朱弹杀过几个日本鬼子的?杀了多少国民党的?日本人进来了,被烧的房子、杀的人多呢,全来要求离休?家属全来要求补助?父亲满脸涨红:你们连自首过的闻某、翟某都给了离休,我难道连他们都不如吗?张科长提高嗓门:他们这些人当年宣布脱党是经过少奇同志同意的……再说他们文革期间被斗、被抄家、被打,苦头吃大啦,你还好意思掮他们。他们是平反对象,而你是恢复党籍。再说当年徐芝仁给你写的证明材料上说是你自己要求去上海打工的。父亲恼怒:我不服!张科长笑了:你不是会写申诉材料吗?去告吧。
  父亲临死前从一个旧手帕里拿出一把牙刷向我展示,牙刷柄是牛骨的,刷子猪鬃穿的,看去有些年代了。他说这是当年李元如在他离开上海时给他对暗号时的信物,他一直在等镇江那位交通员的再次出现。父亲含混不清的还向我说些当年的暗语,要我好好保存这柄牙刷。父亲离开不久,家中老房子也被拆迁了。那柄跟着父亲大半辈子的牛骨牙刷也不知丢到哪了。当然,主观上我也不愿意再去找那劳什子,就算是一柄象牙的牙刷又能怎么样呢?我要关注的是母亲还在戴着老花镜将父亲住院时的医药费进行清理:合资企业的药单、进口药单剔出来,因为不给报销的,混在里面不光要遭到保健站的白眼,还会作废3个月一次的报销机会。因为当年刘国钧留给常州的大成二厂,即将在张科长这代人手里宣布破产了!
  父亲走的不会平静,肯定带着诸多遗憾和秘密。他人格不伟大,但也绝不渺小。虽然义无反顾的参加了抗日战争,但是没有狼牙山五壮士杀身成仁的勇气,也没有黄继光堵枪眼的壮举。可他是有信义的人。正因为日本兵当年抢了他家的三只鸡,使他对日寇深感痛恶,他做了党的情报员,监视生祠堂鬼子的动向,一旦被敌人发觉,其后果他不会不考虑。做了农抗会的领导后,带领亲戚、朋友们“打狗子,砍竹子”。拒绝了汪伪政府的有偿收购,从自家竹园砍起,使汪伪的“篱笆隔离计划”不得实现。这就是民族的气节与脊梁。让汪伪感到不得民心,让日寇感到靖江人民不会臣服。就像巴勒斯坦人反抗以色列的占领一样,武器落后,人民贫困。但是反抗的精神不能丢,民族的自尊不能丢!反观我们现在有些人对国民党的抗战津津有味,对敌后地下党领导的不屈不饶、不断发声的抗击却不屑一顾,冷嘲热讽。据说抗战时期常州被汪伪政府评为了治安模范城市。为什么是模范?我的理解就是反抗少了。而靖江不会,因为有投笔从戎的薛先洛,有放弃优越环境的蒋德培,有舍小家顾大家的朱德培。他们不会被日寇成群集队地捆绑着,像猪仔一样拖到江边宰杀而不抵抗。有时我在想,那位张科长如果生活在抗战年代,他那巧舌如簧的技能说不定会被汪伪相中,做个政府发言人。相信汪精卫的“曲线救国”理论会被他诠释得更加精彩纷呈的。
  父亲是有信义的人,他相信了领他走上革命道路的蒋德培的话:革命成功后就会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否则,他不会腆着脸去求张科长要离休待遇的。他认为改革开放了,国家富裕了 ,革命肯定成功了。应该给他按个电话、装个煤气罐了。父亲其实不爱财,到死也没有存款等。否则,许多年来不会逢年过节还向蒋德培的遗孀寄上十块、八块钱的。
父亲是信义的人,他当年完全可以不去上海,留在靖江,最多宣布脱党后还会有刘少奇帮背书。他完全可以不接受李元如的调遣去常州,而留在上海过上花天酒地的日子。他完全可以向仇国良、候庭玉说出自己就是地下党而开展工作,至少可以落得49年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光荣称号。他完全可以不保留李元如给他的那柄牙刷,而杜撰个什么日本的刺刀、军帽之类的战利品,说,当年朱纪的地方武装是在他的游说、感召下走上抗日道路的。说不定可以请他指导拍一部抗日神剧了。
  父亲是个有信义的人,他完全没有必要写什么申诉材料,而直接找已经是国家四机部副部长的李元如和已经是扬州专区专员的薛先洛同志了。但是他没有,他不愿意让老领导们看到,跟他们一起干地下工作的人如今落魄到看大门、吃食堂的剩饭菜的狼狈相。他也没有卷个铺盖去北京做上访专业户。他还是他。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八年了,民政部门也从没来向我们征集过有关抗战材料和有关认定。70年前的汪伪政府倒是认定我们家是“抗属”,其后果就是被“烧、杀”。前段时间听朋友讲了一个故事,说是1974年有人在菲律宾附近的无人岛上居然发现了一个班的日本兵,他们衣衫褴褛,恍若野人,但是仍然天天向着东方日出方向举行升旗仪式。原来这群日本兵在二次大战中上岛执行任务,不料电台损坏了 ,无法与外界联系,但由于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三十年来一直没有放弃坚守。等日本驻菲大使馆人员上岛,说明日本已经投降,战争早就结束时,这些兵不肯相信,不肯接受……也许这是篇老报道了,但对我却是十分的震撼!这是一种何等的坚毅信仰!我又想了一根筋的父亲,直到临死前还紧攥着那柄牛角牙刷。那哪是什么牙刷呀,分明是他紧攥着地下党的单线联系的组织原则不肯放弃!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八年了,但对我来说,还是盏人生道路的指路明灯。不管我受到了什么曲折,我将继续奉行“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
  2015年7月20日星期一改
发表于 2016-1-9 07:53:45 | 显示全部楼层
向老英雄致敬!看不得那些不肖子孙们对前辈们的麻木不仁,那群混蛋是要遭报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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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31 02:19:09 | 显示全部楼层
这就是我们现在全国腐败的根子,如果当年彻底拨乱反正,把张科长们赖以生存的土壤彻底铲除,今天反腐就没有那么累,腐败就不会那么大面积滋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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